近百年来，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封建社会的覆灭以及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发展进程，我国的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一些自命为科学的文明先生夸大了东方文化的落后性，把某些文化遗产当作封建糟柏一概加以否定，更将中医视为腐朽拒于“文明”之外，采取消极不理不问的态度。更有甚者，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政府，都极力主张消灭和取缔中医。1929年，国民党政府通过了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使中医事业倍受挫折。中医药作为传统科学文化的代表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北京以施今墨、孔伯华等为代表的中医前辈曾向这股逆流据理力争，同时，极力把中医向科学道路上推进，先后创立了华北国医学院和北平国医学院，培养中医千余人，为北京中医积蓄了重要力量。

    到解放初期，北京市内外城9个区，180万人口，中医开业医师约为1200余人。多集中在商业繁荣，人口稠密的地区，居民区次之，贫民区最少。据专科分别统计，普通内科占66%，儿科、妇科、外科、各占20%，针灸科占10%，正骨科占3%。

过去执业中医，大半由于市民贫困，收入甚少，其中能以医业长久维持生存的，只占十分之三、四，行医并且兼业者（药商、教员、公务员）占十分之二、三，其他则生活贫困、长期动荡，很难固定职业。

    “北京中医多”是句俗语，也是一个事实。中医有多种不同的类型，如旧式类型的太医院御医，官派类型的官医院官医，（民国初年有内外城官院，中医为首长）。南派北派类型的某地名医（如：沪名医，津名医）。名医的子弟类型，国医学院毕业生的新中医类型。爱护病人，受到群众推崇，品质高尚，不图名利，群众医生的类型。宣传夸大，包治子宫癌肿，肺病、精神病，只顾金钱，不顾病人生命的江湖医生类型。秘方诀窍，永不公开，固步自封，自以为是的保守类型。各种类型中医口授师承，各具衣钵，中医学说纷纭，莫衷一是，形成不能统一，一盘散沙的状况。同行是冤家，也是群众称道医界的一个总的现象，中医藐视西医，西医非难中医，中医排斥中医，严重阻碍了中医的团结与进步。

    中医对于科学的态度也多种多样，有些中医深信科学要求学习，但没有办法。有些中医信仰科学，又怀疑科学。有些中医不了解也不相信科学，只觉得旧的一套方式能治病，就可以了。有的说：中医医学，就是科学。有些中医信仰科学，又怀疑科学，对科学的迷茫以及对前途的担忧成为中医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追朔历史，中医界中曾经不乏志士仁人为引导中医走向科学和光明前途而不遗余力，其中结成中医团体就是一种主要形式。中医学术团体曾是我国成立最早的学术团体。明代隆庆二年即1568年，在北京，由徐春莆等发起和创办了民间医学学术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宅仁医会的成员多为集于京都来自全国各地的名医。先后入会者46人。医会以探究学术奥秘，提高医疗技术，讲求医德修养，深戒徇私谋利，会员间真诚相待，存善去过，团结互助，患难相济为宗旨。医会开中国乃至世界科学技术团体之先河，显示了中医药在我国乃至世界科技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此后的300多年时间里，中国科技社团一直没有得到发展。直到19世纪末中国受西学东渐的影响，各种学术团体应运而生并活跃一时。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曾提出“仿西学，建学会，广人才，振中国”的主张，梁启超发表著名《论学会》一文，文中写到：“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毒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国群曰议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学会。而议院、公司，其识论业艺，罔不由学；故学会者，又二者之母也。”这两句话精辟地论述了学会的作用和地位。20世纪初比较有名的学术团体为几位留美学生发起建立的“中国科学社”。其宗旨为“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其图中国科学之发达。

当时中国南北各地也相继创办了中医学会和医药学术团体，出现了一些自发的中医行业性组织，如中医师工会、中医学会、中医联合会等。1905年由外国留学归国的医生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这对当时的中医是一个启发。

    1910年（清·宣统二年）翰林院侍读学土恽毓鼎奏称京都创办“医学研究会”，获准立案。

    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医学会和学术团体日渐增多，有以整理、研究和发展中医学为主要宗旨的中医学会、研究会。如神州医药总会、中国针灸学研究社等。有以沟通中西医学、发展或提倡中医科学化的中西医学研究会(社)，如中西医学研究会、中西医学研究社、中医科学研究社等。这些学会和学术团体，对于推进中医学术的研究、交流，维护发展中医药学，做出了许多努力和贡献。

    1911年，成立“北京中医学社”，当时多由清朝太医院太医组成。1928年，国民党政府对其进行了改组，1937年汪精卫政府将其包办，1945年由国民党接收并新建为中医师工会。中医在形式上有公会、有团体，实际上公会不能给会员进修研究的机会与条件，而会员除交纳会费以外，形同虚设，并未开展什么活动。1947年施今墨、孟昭威等十余人曾发起成立“中国医药学会”。旨在：集中西医界同志于一道，以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医药，以期发皇旧学，融汇新知。并拟成立学术研究组，发行定期医药刊物，设立义务诊疗所，成立医学进修班，改良制造国药等，推动中医发展。但此举遭北平市政府社会局驳回，最后不得不从名义上挂靠在已立案的“世界科学社”下，以求得中医药学术的研究与发展。民族的衰败导致中医药的劫难，中医药的命运与民族的兴衰息息相关。旧社会中医想要发展，但国民党反动统治，任中医自生自灭，朝令废止中医，夕令设立国医馆，甚至驳回中医组织学术团体的请求，其腐败政策严重挫伤了中医的民族自信心和责任感，阻碍了中医的发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中国从此打开了社会进步的大门，人们的思想空前解放，群情振奋，百废待兴。中医界也和全国一样经历着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中医向何处去？这是每个中医师都在思考的问题。

    1949年10月，全国卫生行政会议指出，要团结全国中医，帮助中医提高技术以为人民服务。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为团结中医，提高其政治觉悟和学术水平，打破其无组织，不团结的现象，直接深入中医内部，组织领导北京中医事业恢复和发展。当时具体负责的有卫生部医政处鲍敬桓处长、中医科潘兆鹏等人。他们采取发动指导支持的方式，让中医同道自己去争取团结中医群众。依靠中医先进份子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建立牢固的群众基础，同时培养领导骨干，树立权威的领导中心，并给以必要的建议与指导，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使工作逐步展开。同时使广大中医认识到在新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只有屏弃门户之偏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中医才有光明的前途。建立中医自己的组织被提上了日程。

    过去中医的组织，在城市是庞杂而不健全，存在宗派门户，力量对消，阻碍了发展。其原因是，中医学说纷纭，莫衷一是，口授师承，各具衣钵，再加上过去反动统治翻云覆雨的利用，将中医团体，变为政治斗争的工具，造成不团结、不进步，以至勾心斗角的纠纷争持。这种情况，在京、津、沪宁等城市特别明显，风气所至，中小城市，也大同小异。因此北京中医学会的组织开始，就首先研究了北京中医的组织现状与相互关系，发动素孚众望的中医，辅以对中医有研究的西医，组成筹备会，共同协商，邀集各个派别的先进分子民主制订会章，吸收会员。宣传应该统一组织与在人民政府领导下为人民服务的重要。须经过反复酝酿，政府指导支持，待酝酿成熟即召开成立大会，再扩大范围，吸收广大中医参加，成为群众性的医学组织。其余的派别团体，因成员均加入中医学会逐渐结束。1950年2月27日，中央卫生部主持召开北京中医座谈会，到会的有赵树屏、赵锡武、潘兆鹏等21人，以及对中医有研究的北京大学医学院两位教授。会议决定成立北京中医学会。

    1950年3月2日召开第一次筹委会。由孟昭威、李涛、潘兆鹏、于道济、哈玉民、马继兴、赵树屏等7人组成章程起草委员会，制订中医会章草案，定为中医学会共同遵守的组织纲领与工作方向。

章程共七章21条，于3月14日全体筹委会诸条讨论通过并分别呈送中央卫生部及北京公共卫生局、民政局请予立案。

章程规定学会的宗旨是“学会要在政府领导下，使中医经过学习，在思想上得到提高，接受科学方法，研究发展中医学术，促进中西医团结，从而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凡本市开业中西医，领有正式执照，由会员介绍经过审查以后，可成为学会会员，第一期审查合格的有220余人。

中医学会筹备委员会积极组织会员开展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宣传应该统一组织与在人民政府领导下为人民服务的重要

2、提高对中央人民政府号召中医团结进修技术的认识。

3、提出对会章草案的了解与意见，对提名候选人的意见，以便筹备会讨论修正。

4、对比解放前后对中医的不同态度，提高认识。经过反复酝酿，政府指导支持，大家一致拥护政府领导与会章任务的基本精神。

由于实行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民主办法，筹委会有组织有步骤的推动中医改革，振奋了中医同人的革命精神，经过三个月积极筹备工作，北京中医学会成立的条件已基本具备。

    1950年5月30日，北京中医学会于欢欣鼓舞一片掌声中，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宣告成立。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医药开始了划时代的新的征程。

    会议一致通过会章，选举赵树屏、赵锡武、哈玉民、于道济、潘兆鹏、马龙伯、魏龙骧、董德懋、陆湘生、瞿文楼、焦会元、陆石如、李涛、孟昭威、王健民等15人为执行委员，白啸山、樊干卿、石慰萱、李慧僧、曹宗慈等5人为候补执行委员。由赵树屏宣读了大会宣言。

    成立大会之后，于6月3日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会，按照会章由全体执委会选举主任委员1人，副主任委员6人。选出赵树屏为主席，赵锡武为副主席兼组织组长，潘兆鹏为副主席兼秘书，于道济为副主席兼福利组长，哈玉民为副主席兼社会服务组长。白啸山为副主席兼福利组长。董德懋为副主席。为团结中西医，整理学术，选执委孟昭威为学术组长。

北京中医学会吸收广大中医参加，成为群众性的医学组织。其余的派别团体，因成员均加入中医学会而逐渐结束，通过自然发展形成了统一的组织。学会自开始筹备至1950年12月20 日止，会员由225人增加到517名，到1951年5月底止，增加到861人。学会会址设在哈玉民诊所。

    北京中医药学会成立以后，每位委员根据自己的职责分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积极开展工作，推动中医会员热情为人民服务。如发动为贫苦劳动人民义诊，组织时事政治教育及业务学习，使他们政治认识与技术水平都得到了提高。学会先后成立了预防医学专门委员会，举办了预防医学进修班；组织了针灸专门委员会，举办了针灸培训班；成立了联合医院诊所委员会和出版委员会。继预防医学班以后又开办了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成立了北京中医学会门诊部，组织了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和西医学习中医的学习班等。使中医工作从宣传、医疗、教育、科研等方面全方位的展开，呈现出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景象，广大中医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这些成绩说明了中医在全国解放后摆脱了反动统治的枷锁，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站起来了，同时中医和所有医务工作者，在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领导下，本着卫生三大方针组织起来了，大家都向前进了一步。中医学会，是大家的会，大家能自觉自动的团结才能进步，学术也从团结进步中得到发扬，走向科学化道路。大家在团结、进步中发扬学术才会有前途，才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广大中医师在学会深深感觉到新中国的可爱，感觉到作了主人，同时也有了权利，也更加热爱祖国。北京中医学会在抗美援朝实践中，捐献慰劳，挺身参加，确实表现了热爱祖国，崇高可敬的精神！

    北京中医学会的成立，适应了新中国社会进步和中医药学术发展的客观要求，她是中医自己的组织，代表着广大中医的根本利益，为中医药的恢复和发展带来前途和希望。广大中医认识到组织起来才有力量发展医学，发展自己，才能协助人民与疾病作斗争，也才能集体的协助政府参加国家的卫生建设与国家的民主管理。

    1950年8月，北京中医学会受中央卫生部的直接领导，组织了预防医学委员会，成立了预防医学学习班。

    1950年，全国第一届卫生工作会议确定了 “预防为主，面向工农兵，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基本方针。为了使会员们能学习提高预防医学的理论和技术，并促进中西医的团结，协助政府推进卫生工作，以保障人民的健康，决定组织广大中医学习传染病知识。

     中医学会主动与当时主管传染病防治的第一卫生所联系，经几度商洽初步意见一致后，由中医学会聘请第五卫生所及传染病院进行筹备。由学会哈玉民同志与东单卫生所所长何观清商议操作办法，并请学会副主任委员扬德仁大夫，学会副主任委员、公共卫生局赵振华大夫负责初步计划，制定学习目标及方针，组织了传染病学习委员会，草拟了组织章则，拟聘请协和医学院及各市立医院卫生单位参加。

经召开筹备委员会，推选了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并增聘北京专家名医为名誉委员后呈报中央卫生部，经指示改为预防医学专门委员会。

    1950年9月，预防医学委员会筹备预防医学班。

    预防医学班的目标是：

1、经过学习能使中医师思想有所转变，认识科学,承认科学,相信科学。

2、能学会运用科学方法诊断、认出传染病。

3、能报告传染病几协助政府管理传染病。

4、能学会预防技术协助政府推行预防工作。

     方针是：发扬中国固有医学的悠久历史及长期与疾病作斗争中所积累的一切合理经验宝藏。从思想上启发改造中医师长期受旧社会封建影响的“固步自封”和“保守性”。运用科学技术，不断的改造和发展业务，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学会各组人员分任干事。聘请各大医院院长、主任、大夫、市卫生局科长、队长等为委员、名誉委员或教授。商请市立一、五区卫生所的医师们协助指导学习传染病与预防医学课程。杨德仁医师、张铸和院长及第一卫生所何所长给予极大便利，协助解决师资、课堂、课本等困难。预防医学进修班于1950年10月14日开学。

    这种中西医团结一致，真诚合作，一切为着中医进修的高度热情，博得了全体中医学会会员的真诚欢迎与感激。

    为在短期内使全市中医师都能得到学习机会，迅速提高，成为协助政府卫生工作的生力军，采取短期轮流学习的原则，由浅入深，全体都学习一遍再举办深造的一期。

   课程：有重点有步骤的讲解预防医学系统知识，总的分5大项：（1）细菌学概论及传染病总论（2）免疫学概论预防接种法（3）传染病各论（法定传染病为主）（4）灭菌学原理及消毒法（5）传染病管理及防疫概要

   期限：3个月为一期。时间：每周两次，每次两小时，下午7至9时。

   规定用补习夜校的组织形式，同时，也照顾到中医会员白天的业务与生活。

   考试：1.口试（谈话）利用课堂课后或实习示教时举行；2.讨论答题,每讲一课发讨论题；3.总结笔试,课堂笔试。

   学员情况：1.住址分布广，来自各个角落，最远的住颐和园北宫门青龙桥；2.年龄以40至50岁为最多；3.文化程度大部分为私塾程度；4.性别为男生占90%强；5.科别大部分为内科。

教员：教员皆系热心中西医团结及中医科学化工作的北京市各医学院教授专家及公立医院卫生所院所长及名医分别担任教授及实习指导。

    设备：预防医学班班址设在中山公园卫生教育馆。教室系借用第一卫生所礼堂作教室。教室用具多借用第一卫生所。教学用具多借用协和医学院。其他用具多利用中医学会或筹借。

    经费：学习班除由卫生部补助讲义费一万斤小米外一切开支杂项由中医学会设法筹措。

   预防医学学习班的显著特点是：

1、非政府主办，纯团体性机构,群众性组织；

2、无经济基础及先例,完全出于创造和刻苦；

3、在不妨碍个人开业下学习，虽业余学校性质但却有正规学校的组织纪律；

4、教授及实习指导人员皆为北京名流且完全义务职,自愿参加；

5、各工作人员除中医学会各干事外并有西医数人为骨干负责领导,并全是义务职；

6、教学设备,本身一无所有完全借用；

7、“实事求是”“不教条，不死板”“根据需要与可能”及时改正或变动学习方法方式内容等；

8、发扬民主精神一切以“大家事大家办”为原则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用漫谈会征求意见和灌输政治时事及思想改造常识；

9、所有一切教授人员，工作人员均系兼做本班工作，概不脱产；

10、团结互助，尽量作到“教必教懂，学必学会，懂必会用”的三大口号。

    条件虽然十分艰苦，但学员们学习情绪，高涨热情，出乎预料。甚至一些年老的70多岁的老先生，家住海淀青龙桥，也不辞辛苦，远道而来，虚心听课，用心记笔记，争先恐后的实习。情景十分感人。

    自1950年10月至53年11月止共结业6个班，全北京市通过这一学习的共有1028人，其中正式会员805人，预备会员223人。

    预防医学班成立以后，北京市中医师先后参加了学习，对传染病知识有了进一步认识，充分发挥了潜在力量，取得了很大收获：

1、由于讲授方式注重形象教导，力求听、看、作同时进行，使学员们不但充分的认识了传染病，并能应用科学方法去诊断传染病。

2、由于细菌学的学习，加强了工作中的消毒观念。

3、学员们都能认真去作疫情报告，协助政府来管理传染病。

4、学员们都能掌握预防接种的操作，壮大了北京市预防工作的队伍，取得了显著成绩。

    1950年，在哈玉民主任的带领下，各区会员积极参加防疫种痘工作。例如，50年秋季种痘，第一区每个中医师平均种痘500人到800人。协助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共卫生局共完成34万人的种痘任务。

预防医学班使广大中医有机会汲取相关学科特别是西医学的知识，提高和充实自己，发展学术，使中医整体向现代化迈进了一步，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北京预防医学班在中医史上开辟了新的一页，造成了中西医大团结的新纪元，打破了以往中西医之间的隔阂，奠定了中医学发展的基础。预防医学班的成功也充分说明了只有在人民自己当家做主人的伟大的毛泽东时代，学会才有可能发挥如此大的作用。

    北京中医学会预防医学班自成立后，北京市中医师参加学习者700余人，，由于高度的学习情绪，并认识到广大人民健康的需要，纷纷要求成立高级班，提高政治觉悟与学术水平以便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北京中医学会接受了大家的要求并得到北京市公共卫生局的批准，遂开始筹办高级班，同时筹备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北京预防医学委员会主任委员哈玉民负责组织此项工作。他和其他同志一道联系校舍，编印教材，聘请师资，为新中国的中医教育事业呕心历血，忘我工作。

1951年9月15日，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宣告成立，上午举行开学典礼。高级班于10月正式上课。

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招收预防医学学习班毕业学员，进修现代医学知识。属民办公助性质。本次高级班学习期限为12个月，学习内容为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决定之课程，包括社科学，基础医学、临床医学，中医学术研究等24种，每日上课3小时，讨论1小时，日间实习，夜间上课，教授由本市各大医院分别担任，计有中国协和医院，北京市立传染病院、北京市立第一医院、第五卫生所、第六卫生所、第七卫生所、第八卫生所、第九卫生所、卫生试验所、公共卫生局学委会，北京中医进修学校，中医学会等27个卫生单位。入学学员，均为预防医学班毕业同学，每班60人。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为北京市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医优秀人才，是北京市属中医公办教育的开端，是北京中医事业兴旺发达的摇篮，为北京市中医教育奠定了基础。

北京市中医进修学校与北京中医学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组织上不但中西医很团结，在学术上中西医也体现了团结的精神，中医师们到北大、协和医院、第一卫生所、市传染病院各地去实习，西医师们积极参加到中医学会等，在新中国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直正团结的象一家人一样。

    1951年3月北京中医学会成立了针灸委员会，主任委员高凤桐，委员有王乐亭、刘介一、胡荫培、尚古愚。并进而筹备举办中医学会针灸研究班。

    针灸治疗是我国特有的民间宝贵医学遗产之一。由于针灸治疗在经济条件和医疗效果上的诸种特点，几千年来这种简便有利的疗法在与疾病斗争中解决了极多问题，需要我们加以重视，学习继承并创造性的发展的。另一方面，由于历代统治政权的歧视和摧残，针灸在学术方面的发展是分散的，保守的和不平衡的。针灸医师没有机会也绝不可能在科学知识方面提高自己。

    1950年～1951年，朱德、董必武、邓水平、刘伯承等领导同志分别为当时出版的针灸书题词，引起社会上对针灸的广泛关注，给从事针灸工作的中西医很大鼓舞。

    1951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群众迫切需要推广针灸疗法》的评论，更加促进了针灸工作的开展。1951年3月7日，中央卫生部召开针灸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有贺诚副部长、朱琏副局长、戴济民局长、鲍敬桓处长、中医科潘兆鹏、史德华、魏龙骧、李介鸣等，北大医学院教授许英魁、梁铎、方亮、张光炎、全慈光等，北京中医学会赵树屏、高凤桐、王健民、董德懋、焦会元、胡荫培等，北京中医进修学校孟昭威校长、马继兴助校，中医研究所曲祖贻、谢汇东等。到会的中西医专家对针灸疗法发表了很多宝贵意见，认为应当重视祖国医学的针灸疗法，通过研究与实验，使之科学化，求得在医疗上明确其效果，以便推广应用，更好地为广大人民解决治疗问题。并一致愿在中央的领导下，中西医团结合作，共同搞好这个工作。

    1951年3月，北京中医学会召开针灸委员会筹备会，筹备成立针灸专门委员会。1951年4月21日，中医学会针灸委员会正式成立，并由该委员会筹备针灸研究班。

    针灸委员会通过广泛征求针灸医师的意见，并宣传党的卫生政策和新针灸学的前途与任务，组织小组会和代表会，反复宣传和酝酿，使很多针灸医师认识到学习新针灸学的重要，并表示了迫切的需要。在针灸研究班开始报名后，很多针灸医师热烈参加报名，大大超过了规定的名额，于截止报名后还有极多的针灸医师希望能够参加第二期的学习。

    针灸研究班成立的目的是：提高现有的针灸医师（包括其他科别之中医兼用针灸者）的政治水平，提高他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并组织其工作，使之能在短时间内，初步掌握对新针灸学的认识和治疗方法，发展前人经验的有用的部分，打破门户之偏见，创造性地改进针灸疗法，以提高治疗效率，使针灸走向科学化。通过针灸研究班把针灸医师组织起来，进行有系统、有计划，有布置的学习与工作，以适应地方卫生工作的需要，巩固中西医在各方面的统一团结。

    针灸研究班于1951年7月22日正式开学。上课地点在北京中医进修学校。

    第一班参加的有北京开业针灸中医师马炎方等77名学员。针灸研究班工作人员主要由针灸委员会委员兼任，待遇方面是义务职。聘请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针灸疗法实验院和北京中医进修学校的人员担任各科教授，这些师资多数是西医同志，均是义务职。讲授课程除针灸学外，根据实际需要尚有病理、诊断、生理、解剖、细菌和消毒等。每门课程都作幻灯示教，解剖学用尸体实习。合计授课88学时，每星期一、三、五下午7-9时为授课时间，总计3个月结业。结业后学员们自愿参加各郊区联合诊所工作。

    自1951年7月起至1954年8月止，结业学员共491名。全市针灸中医师90%参加了这一学习。学员们通过研究班的学习有很大收获。

1、全体学员通过学习，进行了穴位的考据，认识了穴位与神经的关系和神经的分布，提高了治疗效果。

2、在技术操作中，都能认真进行消毒。

3、明确了解剖部位，在刺的深浅及禁穴方面都有了一定的认识，减少了医疗事故的发生。

4、在学习中由于集体研究和政治启发，学员在思想认识上，不断有所提高和转变，许多学员不惜放弃自己的业务，参加学会组织的医疗队到各地工作。

    北京中医学会为了响应党中央抗美援朝的号召，发动针灸研究班富有治疗经验的会员组成抗美援朝志愿针灸医疗队，分赴各地为伤病员和群众服务。分组共出动14人次，先后到东北、绥远、安徽、山东、甘肃、察哈尔、山西、河北等地。一组参加西南民族卫生工作队到四川；一组参加西北民族卫生工作队到青海，为少数民族兄弟服务；一组随同第四届慰问团赴朝鲜前线。会员们争先恐后的参加这项工作，在工作中表现积极、热心，每到一地常被挽留，不能如期归来，更有被当地积极争取留住长期工作的。在各地，他们除了治疗工作外，还作教学工作。例如，西南民族工作队在藏族自治区帮助地方中医进修，培养了许多少数民族学员，把针灸的种子撒到边疆。又如绥远组，一次出发期间就有学员100人，由于他们的传习，使当地学员初步掌握了针灸的操作技术。这些同志在外地大多受到各单位的表扬，还得到了很多锦旗和奖状。

    北京中医学会针灸研究班通过组织教学，集体研究，普及应用，大大发扬了针灸疗法，提高了针灸医师的技术水平，发掘了针灸人才的潜在力量，满足了广大人民医疗保健的迫切需要。针灸研究班的学员通过学习成为针灸医学的骨干和师资力量。从那时起，他们师授徒承，为北京和全国各地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针灸人才，为后来针灸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北京中医针灸的先驱。可以认为，没有当时的针灸研究班就不可能有80年代的针灸走向世界。北京中医学会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除发扬针灸学以外，1951年，北京中医学会还组织了正骨专门委员会和按摩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分别为萨仁山、卢英华。并举办了正骨研究班。

    北京市当时正骨及按摩中医人数共约60人。由于一般文化较低，在技术上有的人比较保守，不能互相交流经验，有时在治疗中发生问题，造成医疗事故。    

     为了发扬、提高正骨、按摩科中医的科学基础理论知识和技术水平，北京中医学会于1953年2月3日改组正骨、按摩委员会，并筹备成立正骨按摩研究班。其目的是得使同行互相交流经验，提高技术，并适当介绍引进新的知识。

1953年4月26日，正骨研究班正式开班。

    讲授课程有生理、解剖、病理、细菌、消毒、X光、政治学等课程。上述课程正骨、按摩两科中医同班学习，另有新正骨学及按摩学则分班授课。学习期限6个月。参加学习的正骨科中意26名，按摩科中医25名。

通过学习收获很大：1、提高了政治觉悟、自动要求参加政府工作或参加联合诊所。2、交流技术经验，提高了技术水平。3、利用新的诊断方法和X光透视。4、减少了工作中医疗事故 。

    正骨按摩中医师通过培训，使独具特色的传统医学向现代化迈进了一大步。

   为了把散在医务人员组织起来，解决北京郊区和城乡结合部缺医少药的问题，帮助政府开展预防保健工作，北京市公共卫生局决定引导建立联合医疗机构。

    1951年4月，北京中医学会成立联合医院诊所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于道济。

其宗旨是：协助推动联合诊所组织工作并加强其团结以求其健全与发展，达到医疗与预防相结合，建立地区责任制，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之目的。

    其任务是：

1、发动与协助中医学会会员组织联合医院诊所并负责审核该院所章则转呈卫生主管机关备案并应向其随时建议，促进其工作的发展2、调查统计联合医院诊所一切设施，研讨实际问题，提供意见或具体计划，以备有关部参考与咨询。

3、促进联合医院诊所在一定地区范围内尽力协助政府，负责担任医疗与预防工作，做好公家医疗机构的助手。

4、汇集并研讨联合医院诊所临床治疗报告，提供医药研究部门进行科学研究。

5、会同中医进修机构与医药研究团体，按照联合医院诊所业务学习的需要，组织各种医学讲座。

    联合医院诊所委员会为团体制，以联合医院诊所为组织单位，每个单位的组织成员，无论中西医师、助产士、药剂师、化验员等均可为该会团体会员。

    1951年4月28日，第一家联合医疗机构——永定门联合诊所成立。它是联合医院诊所委员会成立后最早立案的联合医疗机构。起初参加的是5名从北京进修学校和预防医学学习班毕业的中医。他们原是分散在城内各处的个人开业医，经过学习对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四大原则，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此响应政府的号召，组织起来进行诊疗，为永定门外关厢和郊区的广大工农服务。这个联合诊所初开办时困难很多。5个人筹集的开办费只能用在需要的地方，医疗器材和家具都是你一件我两件地拼凑起来的，当地政府协助他们租到4间民房。他们自己动手糊棚、刷墙，整理内部设备。他们为了积累资金，为联合诊所的发展做准备，开诊后半年都不拿薪金，只拿车费。开诊以后，他们积极协助政府做预防注射和卫生宣传等工作，和当地群众广泛接触，业务也逐渐开展起来，因为门诊的人数增加，他们感到人力不够，又吸收了7个中医和1个西医参加工作。所址也迁入一个宽大的院子，每人都规定了固定薪金。永定门联合诊所的中医都是经过进修学习的。他们在发扬中医固有经验的基础上，吸收了科学的医学理论和技术，普遍运用听诊、扣诊、化验等科学诊断方法，西医董序五参加该所后，他在原有的内科、针灸和正骨科以外，又增加了眼科、外科、助产科，另外还增添了化验室。好几位中医大夫向董序五学习后已能做简单的外科手术，中医周霖也能独立做化验工作，董序五也向中医们学习临床经验，看病时能给病人开中药处方，为了提高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他们除了经常政治学习以外每周还有一次业务学习，大家在业务学习会上交流经验，讨论疑难病症，中西医互相取长补短、紧密配合，业务效率逐步提高。自从永定门联合诊所成立后，永定门关厢和附近一带，工农群众看病都很便利。附近工厂，机关纷纷和他们建立医托关系。为了适应群众需要，当年除准备添设病床外，又在大红门成立分诊所，解决郊区大红门海慧寺一带没有医疗机构的问题。

    继永定门诊所成立后，北京的联合医疗机构很快发展起来。自1951年4月到1955年，北京市共成立43 个联合诊所，28个分诊所。这些联合诊所绝大部分是以进修过的中医为骨干，团结其他开业中西医组织起来的。这些诊所多设在市辖区的厂矿区或郊区。诊所科别较多，中西药兼备，给当地人民疾病治疗带来很大便利，同时他们还担负起郊区的预防工作。

   这些联合医疗机构的成立，在北京市医疗预防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

1、这些联合诊所基本上填补了以往反动政府遗留下来的医疗空白，使当地人民不再有病无医，提高了当地人民的预防保健水平。2、这些联合诊所每日要就地及时地解决或处理四五千人次的患者，成了公家医疗机构的有力助手，在北京市医疗防线上起了前哨作用。

3、联合诊所都能担起当地预防接种、宣传卫生及传染病访视工作。

4、联合诊所成员在集体生活中、交流经验，互相学习，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加强了集体观念，发挥了集体力量。

    联合医疗机构把中医个人开业转化为集体合作事业，后来发展成为实行划区医疗的有力的基层医疗组织。联合医疗机构是由医务人员自愿组织起来的合作社性质的社会卫生福利事业。它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为适应人民的医疗保健需求而组织起来的。它的成员权利是平等的，开办费由成员筹集，而后逐步由公积金偿还，使机构的公共财产为集体所有，收入按管理费、公积金、工资福利金等项分配，工资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评定。它能完成政府交给的一定的医疗预防及卫生防疫任务，为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服务。随着联合医疗机构的发展，政府逐步将其纳入卫生工作计划，成为城乡医疗预防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力量。因此，北京中医学会联合医院诊所委员会的建立对北京城乡中医医疗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这些联合医疗机构成为遍布北京城乡的医疗卫生网络，为北京基层医疗奠定了基础。

    1951年5月，北京中医学会出版委员会成立，主任委员董德懋。其主要任务是创刊《北京中医》。

    《北京中医》是北京中医学会出版的学术性刊物。主要宗旨是宣传政策法令，研究学术、交流经验以及加强中西医团结。主编董德懋。1951年5月出版第一卷，为双月刊，第二卷起改为月刊。1951年——1954年共出版27期，约200万字，发表政令传达文字50篇，学术研究文字150篇，治疗经验介绍96篇，专门论著8篇。每期平均发行7千册，订户遍及全国各地。有的地方集体订阅，以《北京中医》作为学习材料。《北京中医》不仅是北京学习和提高的园地，也是全国医务人员学术交流的窗口，为继承发扬我国医药学遗产，传播中医药学术经验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1955年1月，为了响应政府重祖国医药文化遗产的伟大号召，贯彻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关于“改进和提高中医药刊物”的决议，同时适应大读者的要求，扩展为全国性中医刊物，改名为《中医杂志》，仍由北京中医学会主编，交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

    《中医杂志》是《北京中医》的继续，也是它的发展。改版后的一年间，获得了很大进步。发行数量由1954年底的1万份发展到4万6千余份，发行地区遍及全国各省市，收到读者的来稿和来信300余件。刊物在全国中医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由于发行范围广了，内容也作了相应的调整。版面加强了对祖国医学的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阐述和研究。一方面以简明扼要的通俗文字来解释涵义深奥的古典著作，并根据现代科学学理，不穿凿、不附会地整理中医学说，一方面加强治疗经验交流，通过临床病例报告，验方介绍等形式，提高和发挥祖国医学的实际效用。刊物成为当时中医学习的良师益友，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从《北京中医》到《中医杂志》，北京的中医出版事业有了一定的基础。

     1952年底，由于中医工作的发展，北京中医学会感到中医本身有责任组织一个中医医疗机构来研究提高中医学术和解决广大群众的治疗问题。中医学会限于经费，准备首先开办针灸门诊部，根据中央“重点发展，稳步前进”的精神，在北京市公共卫生局的大力帮助下开展工作。自1952年12月26日开始，北京中医学会委托白啸山、高凤桐等负责进行筹备。地点在西单十八半截胡同，建筑面积180平米，拨经费8000元（旧制人民币）。经过不到两个月的规划、经营，北京中医学会针灸门诊部，于1953年2月23日开幕。名誉主任白啸山，主任高凤桐，副主任刘介一。门诊部设主任在中医学会主席领导下进行各项工作。

    门诊部有病床15张，针灸医师7人，针灸技术员3人，护士1人，针灸病床15张。每天门诊约80人次。更有北京中医学会针灸专门委员会委员王乐亭、胡荫培、牛泽华等三位同志，自愿放弃自己诊所的一部分业务，参加针灸门诊部半日工作。大家工作情绪热烈，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诊务是开门红。诊断是经过进修的中医师用科学诊断，需要化验的采取化验确诊。治疗方面实行会诊制度，克服了个人开业的缺陷。诊断和治疗水平都向前推进了一步。针灸门诊部平均每天初复诊病人80名。后业务日趋发展，原址不敷应用，迁移到羊肉胡同新址。移址后平均每天初复诊病人120名。就诊病人来自本市及全国各地，如东北哈尔滨、佳木斯、西北宁夏、绥远、西安、太原、西南重庆、华东青岛、上海、中南河南、汉口等地。治疗病证以风湿性或类风湿性关节炎、高血压、神经衰弱、神经痛、偏瘫、颜面神经麻痹等为多，其中偏瘫、颜面神经麻痹大半痊愈，其余有一定效果。

    在政府的大力提倡下，广大群众认识祖国医学宝贵遗产之一的针灸，确是治疗慢性病的好法。因为他既省事又省钱，又有效，所以群众要求针灸治疗的一天天增多。当时北京市公共卫生局也有针灸门诊部一处，经常有一千多人登记，须在两三个月以后才能得到治疗。北京中医学会针灸门诊部成立以后，很快就达到每天200号门诊的记录。医师都是有名的老大夫，每人都有几十年的经验，所以治疗的效果比较显著，深受患者的欢迎。针灸门诊部对解决广大群众针灸治疗的需求起了一定的作用。

    1953年10月1日，为了适应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在原针灸门诊部的基础上，增设内科门诊部，合并成为北京中医学会门诊部。后来又增了正骨科、外科等，逐步发展壮大，建立中医医院。中医门诊部的建立为市立中医医院的建立以及后来的中医学术研究打下了基础。

    1955年，北京中医学会门诊部每日门诊数量，已由最初80人次，增加到400人次以上，。医师和工作人员随之由11人增加到30人，并对外建立了医疗合同关系22处。1954年全年门诊方面共诊7处9779人次，治疗对象大多数为干部、工人及学生。治疗以慢性疾病为主，有时采用化验诊断并建立了病历制度。除治疗工作外，还培养技术干部担任进修同学的实习任指导。北京两个中医进修学校每班毕业都有学员到门诊部来实习。门诊部除政治学习、毕业实习、病历讨论外，还有生活检讨、考勤考绩制度，管理逐步作到规范化。